一个有趣的人死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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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马

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上,一个声音骤然响起,又倏地终止,像一道炫目而美丽的闪电划过天际。他太独特了,以至于连一帮惯会吃茶喝酒、种花养鸟练书法的文人也无可奈何地称他是“一个独行侠”。事实上也是这样。王小波在生前像大多数的先觉者一样,作品并不为主流话语圈所接纳,只是朋友们对他一直呵护有加,称他是“一个有智慧的人”“一个浪漫骑士”,现在我想借用司汤达的墓志铭来概括他多姿多彩的一生。

活过

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,那时,正逢土改复查的初期。他的爸爸王方名是一个有名的逻辑学家。因解放初期毛泽东接见过他,所以运动开始他就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四川某地的极“左”问题,结果信未呈达,就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故老头儿给他的儿子取名为“小波”。

小时候,王小波和他哥哥常偷看爸爸柜子里的书。顺便说一句,那时政治气氛紧张,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认为不合时宜的书锁了起来。他哥哥用的显然是火中取栗的办法,他对弟弟说:“你小,身体也单薄,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。”但实际上,在揍王小波这个问题上,他爸爸显然没有讲“逻辑”,用王小波成年以后的话说,是“偷书出来两个人看,挨揍则是我一个人挨”。

长大后,他先是准备学化学,学得也不坏,老师讲的都能听懂,但化学得做实验,这就不是他的强项了。用移液管移液体,别人都用洗耳球吸液体,而他则用嘴吮。他也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,只是洗耳球经常找不着。吸氧气当然没什么不好,只是有一次,他竟然用嘴吸浓氨水。后来回忆起那感觉时,他说:“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。”

后来改学数学。无论运算、推导,他都像闪电般快,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。同学们评价他说:“你做数学题像小日本一样疯狂。”

对王小波一生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知青生活,他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“知青”有关,而杂文随笔更是处处留痕。他不遗余力地讽刺军代表,讽刺蒙昧、愚蠢、单调的知青生活以及造成这种生活的制度本身。

那时候没有书看,他就经常下棋。可奇怪的是他的棋艺非但不长,反而变庸。以至于后来,只要把“下棋”和“插队”两个词拉到一起,就会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。他说:“因为没事干而下棋,性质和手淫差不多。”生活条件也差,单说医疗卫生一项就令人啼笑皆非。那时,医院里没有大夫,真大夫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,单留一些骡马队出身的假大夫。其他的手术不能做,只做阑尾手术,但光找阑尾就没有一次是在一小时之内找到的。后来,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还给他们说“好话”:“虽然有些刀口偏左,有些刀口偏右,还有一些开在中央,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,这实属难能可贵。”

后来他参加了高考,告别了知青生涯。说起高考,他还有个笑话。当时考一门课程要背“十次路线斗争”,可他总是记不住错误一方的代表人物,他自嘲说:“我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,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。”可问题是,既然想上大学,就得记住每次斗争的“左”和“右”。后来他整天默诵,总算把题里的“左”和“右”记住了,可生活中真正的“左”和“右”他却忘记了。在美国开车时,他老婆在旁边说“往左”“往右”,他马上想到了王明和陈独秀,弯却拐不过来,结果撞坏了保险杠。后来老婆改为揪耳朵,情况才稍微好转。

1984年,王小波去美国半工半读。留学回国后,王小波辞去了公职,以写作为生,直至1997年4月11日他突然逝世为止,他过的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生活。

爱过

提起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,令许多人艳羡不已。尤其在一个爱情日益物质化、房子化、猪肉化的年代里,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纯洁浪漫,无言地嘲笑了一切市侩男女的精打细算。

李银河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,说“《绿毛水怪》是我和小波的媒人”。说的是王小波早期的一篇小说《绿毛水怪》的手稿,传到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那里,虽然它还很幼稚,但是其中有些东西已深深地拨动了李银河的心弦。最奇怪的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,讲的是主人公爱看的一本书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,而且王小波借主人之口盛赞道:“我看了这本书,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,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,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。”李银河在看到《绿毛水怪》之前,刚好看过这本书,而且感觉和王小波的竟然十分相似。她一直觉得这是她心底的一个秘密,谁知被人轻易戳穿!她不禁暗忖作者: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。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。

他们的恋爱也非常具有戏剧性:在正式见面之前,李银河可能见过王小波,但印象不深,只是读过他的一些小说。有一次,王小波到李银河供职的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去聊天,说了一会儿话,王小波大概觉得比较投机,就问李银河:“你有对象了没有?”李答:“没有。”“那你看我怎么样?”坦率得像一个玩过家家的儿童。

我们不知道李银河是怎么回答的,只知道当时双方按世俗的观念看差距很大。李是大报编辑,王可能还是一个工人。而且王方名当时还没有平反,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。因此,李银河的母亲就有些反对。虽然老人家不喜欢“小白脸”,可王小波也黑得太离谱,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:“这孩子傻大黑粗的,看上去很怪。”

而正是这个黑咕隆咚的人却长着一颗睿智的脑袋,这一点,李银河深信不疑,这也是她顶住世俗压力,漠视传统偏见,坚定不渝地爱着王小波的内在原因。

1982年李银河去了美国,1984年王小波也去了。王小波没有奖学金,李银河的奖学金两个人用。开始王小波打了一段时间的工,后来,李银河就不让他打工了,理由是“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杂活”。而《黄金时代》正是在那时构思和写作的。据李银河的母亲回忆,李银河一回娘家,把包一放,就给王小波打电话:“小波,冰箱里有什么,你热着吃。”电话遥控安排吃饭,母亲就说她:“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,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!”可见李银河对王小波关怀备至。

偏偏天妒英才,王小波正当盛年却猝然撒手人寰。这对一个沉浸在爱的信念中的女子来说,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。1997年4月26日,遗体告别仪式后,人们扶着李银河,让她再看一眼心中的至爱。伏在王小波身上,李银河却颤抖着只会说出几句简单的话:“小波,你怎么不说话?怎么不说话?”泪水夺眶而出,滴在小波的脸上。

但她说:“从《绿毛水怪》开始,他拥有了我,我拥有了他。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,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。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……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。”

写过

王小波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。主要作品包括《黄金时代》《白银时代》《青铜时代》等,其中《黄金时代》《未来时代》先后荣获台湾《联合报》系第13届、第16届中篇小说大奖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王小波开辟了杂文随笔写作的新领域。这些文字从社会文化批判到伦理道德论争,从写作艺术到文学评论,从日常住行到大众传媒……无不倾注着他一颗思虑深沉、幽默独特的心。

他反对愚昧,提倡启蒙。他说,在古希腊,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。在现代,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。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,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。所以,他不遗余力地讽刺传统知识分子,说他们有两件事做,一是创造精神财富,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。

他认为在一切领域里,思索真理是最快乐的事。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,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、一切有趣,发现了终极真理,从此,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,那么他就“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”。他鼓励知识分子成为“思维的精英”,他鼓吹自由,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。

在他在世的年月里,一些人攻击“格调低下”,提倡“伟大、高雅”正欢。可他说,假设某君思想高尚,我是十分敬佩的;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,换上他的,我决不肯……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,假如我全盘接受,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,而我总不肯相信,自己的脖子上方,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。

总之,这个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,在他有限的生命里,他像司汤达一样“活过,爱过,写过”,这就够了。

(周浩摘自花城出版社《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》一书,张骏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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