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好的朋友

 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我到一个工地做工。做工是因为欠了人家账,结果不仅没赚到钱,又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,把随身带的东西全部烧掉,只剩身上的一件破衣服和一条短裤。以后的整整28天,我没有洗过澡,没有刷过牙,没有正经吃过饭,好在工地从民工到书记都跟我很熟,包括知青,他们杀了猪总会给我留一碗肉。

  我就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人,他的名字叫王以晃。

  当时应该是1972年夏天,我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,裤子长长的,人很瘦,头发乱乱的,跟刺猬一样。背着那个时候很时髦的军用包,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我讲:那个吊桶借我一下打水喝。

  我听出他是福州人,我告诉他那水不能喝,井水里有血吸虫。我给他喝沏好的一壶茶。他一面喝水一面对我说:“已经两天在永泰买车票买不到,今天我上不了车就从永泰走出来,要走到福州去。”

  我就劝他:你才走一半的路,你的体力不够会走不动的,干脆,在这里住一个晚上,我明天送你上车,这条线的交通车跟我很好,没有票也可以上车的。这样他住下了,茶喝过烟抽完,又去洗了澡。我也没有菜,只有大米。我就用大米煮稀饭,他把一斤大米煮的稀饭全部吃了下去,可以想象他饿到什么程度了!

  谁能想到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!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  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想他一定会喝酒,就找了个年轻人帮我买一瓶二锅头,那个时候买酒都要找书记批,不过公社书记跟我关系好,我又弄了些鸡蛋。那个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山沟沟的一棵树下喝酒,不停地用扇子赶蚊子,但我们很开心。他讲他是连江馆头三兜农场场长。他说你给我去当推销员吧,不要在这儿干了。我心想可能他是吹牛,所以没当真。

  没想到,大年二十九下午,他又是一个人嘟噜嘟噜背着一个包来了,见了我就骂:“你这个没得死的人,大年三十小狗都要回家,你上有父母,下有老婆孩子,不回去过年,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!”他跟着我找到农场的书记,让我回去过年,并说明年不来了。

  我跟他大年三十从农场出来,中途他下车到福州,约我初五到馆头。回到家,老婆跟我讲老历二十八,老王跟我爸在一起,陪我爸喝酒,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我爸,还给我家里买了很多年货……

  初五,我如约去找他了。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,叫他女儿把手上的手表脱给我戴上,那时候手表很值钱,100多块钱,他把家里的毛线拿出来给我打羊毛衣,拿布给我做新衣服,从里到外把我换了。他说有钱了有胆量,有衣服就有威,后来那一年在那边帮他推销,卖的钱我可以赚30%。我去推销都是王以晃把我领进门,教我到哪里哪里去。第一年我个人净赚了一两万块钱,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亲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,给我家里买东西,他做这些事做了很多年。我们之间就是这样,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帮忙。王以晃不仅仅是我的朋友,还是我的老师。直到今天,我的用人之道还是当年他教给我的——信而用之,用而任之。

  我和王以晃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。那是在1985年,他得了癌症。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,得罪过很多人。在床上病了几个月钱都花光了,临死之前,他把我找去。

  他得了肝癌,谁看了都不敢待太长,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,在一个床上跟他一起睡,头并头脚并脚,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。他跟我说,他现在可以走了,但是长子已经订婚了,按照当地的规矩,他一死儿子就要守孝满三年才能结婚,可是如果马上办又没有钱。

  我就说:“马上娶,有办法,我来给你策划。”我就去找当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要他们赞助这件事,那时候我已经在高山玻璃厂当厂长,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,所以都同意了。我先借来钱下聘金,办酒席,到结婚那天,朋友都争着送来钱,不但办了婚事而且还有节余。

  没过几天,王以晃就去世了,又过了几个月,他老婆也去世了。我觉得能让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,心里好受了很多。我们那个时候的朋友就是这样,不只意味着互相信任,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彼此“托付”。